和尚吃素背后的社会道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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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尚吃素不吃肉，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理由嘛，也很简单很直接。佛教反对杀生。要想吃肉，就得杀生。从源头做起，不吃肉，也就不杀生了。
但实际上，即使从佛教的角度来说，吃素不吃肉这件事，也并不是天经地义。
首先，严格来说，吃素只是大乘佛教的规定，而大乘佛教是佛教后来发展的产物。原初的佛教和相对更“原教旨”的小乘佛教，都不要求必须吃素。事实上，今天的藏传佛教、东南亚的南传佛教、日本佛教等等，都没有不许吃肉的规定。
其次，翻遍世代相传的律典，并没有禁止吃肉的戒律。佛教创始时，还没有后世那种寺庙、僧侣团体等完整的组织，当然也就没有庙里的食堂。佛教徒们吃饭，要靠在社会上“托钵乞讨”。既然如此，怎能保证不吃肉呢？要饭的，还能挑挑拣拣？
所以，虽然佛教从一开始就反对杀生，但并没有禁止吃肉。那么，怎么自圆其说呢？不难。早期佛教有“三净肉”的说法，也就是没有听到、没有见到和不起疑心的情况下，可以吃肉。总之就是，只要不是故意杀生取肉的，就可以吃。
第三，即使中国佛教，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禁止吃肉。熟悉佛教史的人都知道，中国和尚彻底不吃肉，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开始的。梁武帝萧衍是个笃信佛教的“菩萨皇帝”。大约在公元523年，梁武帝颁布了著名的《断酒肉文》。从那时起，中国和尚才开始不吃肉只吃素的。
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清楚了么。萧衍用国家力量推行。这就是中国和尚吃素的原因。皇上下令，谁敢不听啊。
问题是，梁武帝萧衍虽然强力推行佛教徒素食，但仅仅二十多年后，他就在侯景之乱中死去了，梁朝不久也跟着灭亡了。以后的帝王，没有再像他那样用国家力量规定佛教徒素食。如果这个禁令仅仅依靠高压手段，那早就被人抛到一边了。
中国和尚吃素，原因要从更广泛、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去寻找。
现在很多著名的寺庙，都在风景优美的山里，就是所谓“深山古庙”。这也符合佛教“出世”的基本定位。但是，这只是佛教的一面。从一开始传入中国，佛教就有强烈“入世”的另一面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大相国寺、北京的隆福寺，都在热闹繁华的城市中心。“赶庙会”可不是宗教活动，而是商业活动。
这是因为，只有城市才能提供佛教生存发展所需的资源——也就是钱。实际上，即使是那些远在深山的寺庙，和城市中的富豪权贵，也往往有密切联系。
也就是说，佛教和佛教徒，其实并不能脱离社会，以“出世”的方式默默地在偏僻的地方修行。他们一直都在社会中，从来也没有离开过。
既然存在于社会中，作为一个后来的、外来的宗教，佛教徒就面临一个重大问题：你们这帮人，到底是干嘛的？为什么我们要出钱养活你们？
这些问题在今天似乎不明显。那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被解决了。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，一直到南北朝的梁武帝，这些问题可是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。
尤其是，佛教的教理，在很多方面和儒家思想有冲突之处，比如出家和孝道之间、信佛和忠君之间，消极的出世和积极的进取之间，都有明显的对立冲突。事实上，中国儒家的士大夫，曾经激烈地抨击过佛教。
可以说，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，一直到南北朝时期，佛教徒都是一群秉持“异端邪说”的人。这样一群人，凭什么在中国社会立足？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他们怎么争取中国社会的容忍甚至支持？这些难题，正是梁武帝萧衍这个“菩萨皇帝”想要解决的。
吃肉，在中国社会中一向被视为人生快乐之事。孔子他老人家想要形容音乐之美，就说“三月不知肉味”。乡下人则有“比吃肉还快活”的说法。相对应的，吃素则被认为是在吃苦受罪，所以在守丧、悔罪等时候，要吃素。
而且，和印度人或者犹太人不同，在中国社会，吃肉从来都没有宗教上“不洁净”的含义。相反，祭祀祖先时，必须要有“血祭”，也就是宰杀牲畜的祭祀。祭祀级别越高，宰杀的牲畜越多越大。最高级别的“太牢”，要宰杀牛、羊、豕三牲才行。
在这种社会中，如果有人居然能戒除吃肉这种快乐事，把守丧、悔罪中短期性的做法坚持终身，那这人可真是不一般啊，可是真厉害真了不起啊。
萧衍自己就是这么做的。以帝王之尊，他信仰佛教以后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不但不吃肉，也断绝男女之事。所以，才得到“菩萨皇帝”的称号。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。毅然断绝这种人人求之不得的美好快乐，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难事，这样，才能表明佛教徒的特殊性，才能让其他人高看一眼，甚至尊重支持。
另一方面，由于梁武帝大力推行佛教，当时中国江南地区遍布寺庙，消耗大量社会资源，已经引起了当时社会的不满。杜牧的名诗：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今天看来是在写景抒情，但杜牧实际上有暗讽南朝大兴佛教、浪费民财之意。
皇帝虔信，自然大大带动了佛教在社会上的流传。很多权贵、名流都成为佛教徒。寺庙因此集聚了大量财富。和尚们的生活舒适美好。结果就是，到梁武帝时期，僧侣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腐化。
有鉴于此，梁武帝明确地向佛教僧侣们指出：如果和尚们像一般人一样喝酒吃肉，享受生活，思想观念上又和儒家有很多冲突之处，社会对和尚的评价就必定远远低于对一般人的评价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和尚们就必须坚持超出一般人的、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，由此，和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一目了然地区分开。只有这样，佛教徒才能在中国社会中有良好且清晰的形象，并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尊重。
这就是梁武帝坚决要求和尚们吃素不吃肉的原因所在。
后来的佛教发展史表明，梁武帝的这个举措极有远见。后世很多时期，包括今天，寺庙都能吸引大量捐赠。从财富的角度来说，“穷庙”并不多。人们为什么愿意慷慨地向寺庙捐赠呢？除了信仰原因以外，和尚们断绝“饮食男女”之欲，是很内在但很重要的原因。
虽然你们有很多钱，但一不能喝酒吃肉，二没有男女之事，甚至穿衣打扮都很单调，总之生活很枯燥乏味。你们有钱就有钱吧，没什么值得羡慕嫉妒的。所以大家愿意给和尚们捐钱，捐了以后也比较放心。谁会愿意把钱捐给一个花天酒地、尽享人生乐事的人呢？世界的确是公平的。
在佛教、寺庙内部，严格规定吃素不吃肉，还有另一种微妙的作用。概括来说就是，这是寺庙里的“阶级斗争”。
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农耕社会。人们的食品以淀粉类粮食为主。普通民众吃肉的机会很少。中餐因此缺乏处理大块肉的经验和技术。“肉食者”甚至成为统治者的代名词。寺庙里的和尚也不例外。对于中下层的众多小和尚来说，即使没有禁令，日常所吃基本也就是素食。素食戒律之前，能经常吃到肉的，也就只有庙里的大和尚——上等人。
所以，梁武帝的《断酒肉文》，主要影响的，其实是庙里的上层和尚。当时和梁武帝辩论、反对素食的，也就是那些高阶大和尚。他们才是梁武帝国家强力压制的主要对象。
这样一来，等于是给僧侣团体施加了强有力的、平等的纪律。规律是：纪律越严苛，淘汰率越高，同时，坚持留下者组成的团体，越顽强越坚韧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，却盖过了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本土众多宗教，在宗教竞争中胜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有意思的是，道教后来也在局部模仿佛教的素食戒律，但并不彻底，没有形成如同佛教这样普遍严格的纪律。也正因此，道教虽然在中国本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观念基础，但作为宗教团体，道教却没有公认的生活方式和仪式，社会影响远远落后于佛教，道教徒的形象和社会角色也很模糊。
除了规定素食以外，梁武帝对中国佛教还有重大贡献。水陆道场、超度亡魂、盂兰盆斋会等佛教仪式，都是梁武帝发明的。说起来，这些仪式和佛教教理不无矛盾之处。按照佛教教理，众生死后轮回为何，由其生前本业而定。人为干涉、影响这种因果，不但没有意义，也不会有效果。
梁武帝发明的这些仪式，显然是把来自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社会的孝道观念融为一体。最重要的是，梁武帝此举，给和尚们在中国社会找到了一份永久“职业”。
佛教教理，逻辑严整，博大精深。但是，学习、辨析这些佛理，终究是少数智识出色之人有兴趣有条件去做的事。对普罗大众来说，寺庙、和尚自有另外的社会作用和“职业”，那就是负责超度、诵经、道场等生死之事。这方面的需求，永不枯竭，佛教徒在中国社会，也就有了自己的社会作用和角色。这种作用和角色延续千年，至今依然。
下图是国内某著名寺庙2005年在其网站上发布的告示。
图片来源：互联网
正因为梁武帝的这些创举，符合佛教在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，所以，虽然梁朝短命，但素食戒律和超度亡魂等佛教仪式却一直延续下来。梁武帝萧衍这位“菩萨皇帝”对中国佛教的贡献，实在是太大了。
也因为一直坚持这些做法，到今天，佛教已经完全被中国社会所接纳。这个外来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这个问题，已被解决，并且解决得如此成功和彻底，以至于大家都忘记了这个曾经的大难题。
梁武帝之所以能抓住素食和超度亡魂仪式这两个关键点，对佛教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，和他作为皇帝和政治家的社会、政治观念是分不开的。
这种社会、政治观念的核心点就是：你的身份和地位，终究要取决于你的行为和贡献。只有主动自我挑战，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难事，才能得到大众的尊重和支持，才能拥有超出常人的地位。只有在社会中、在人群中发挥作用，做出贡献，你才能在社会和人群中有一席之地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“菩萨皇帝”萧衍终究还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儒者。